入托難成家長心病

嬰幼兒入托率僅為4.1% “幼有所育”誰來育難題待解

“攜程親子園事件”發生后，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在呼吁盡快填補機構監管漏洞之外，更多討論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國3歲以下托育服務嚴重供給不足的現實。記者調查發現，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帶來托育需求持續增加；另一方面，托育機構匱乏、標準制度缺失，監管部門混亂，托育市場“發育不良”現狀凸顯。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幼有所育”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幼有所育”誰來育、怎么育，已成為公眾關注的問題。

現狀

0到3歲入托無門

據權威部門統計，全國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1%，遠低于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入托無門”成為很多0歲到3歲幼兒家長的心病。

北京市民劉先生兩年前就遭遇這樣的困擾，由于他的孩子是11月份出生，當年不滿足三周歲才能上幼兒園的條件，在找了幾所公立幼兒園無望后，不得已劉先生把孩子放到了小區里的“家庭托兒所”，然而，上了不到3個月，該園因為沒有相關資質而停辦。

“沒辦法，只好靠‘兩邊老人輪流值班、保姆隨時更換、家里安裝攝像頭’等方式，熬到小孩3歲才上了幼兒園。”劉先生說。

入托難，已成為各地面臨的共性問題。據上海市婦聯2017年初的調查，88%的上海戶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務，上海有超過10萬的2歲兒童需要托育服務，而上海市集辦系統與民辦系統合計招收幼兒數僅為1.4萬名。

“過去獨生子女政策在一段時期里降低了托兒需求，使托兒所的消失暫時沒有呈現出太大影響，但如今隨著二孩政策的實施和家庭結構的改變，我國的托育難題急劇顯現出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菊華說。

面對規模極其有限的托育市場，家長們的選擇充滿無奈。多位家長反映，少數具有辦學許可的民辦托兒所，硬件一般，名額卻長期供不應求；一些在工商部門以“教育咨詢”名義注冊的早教機構，實際是違規從事嬰幼兒日托服務，隨時有關門風險；而家庭作坊式的托育點，衛生、消防等方面可能存在安全隱患，威脅到孩子人身安全。

調查

托育市場“發育不良”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我國托育市場整體面臨機構數量不足、服務管理缺失、政策支持不夠等問題。

——公辦缺位。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大量事業單位辦的福利性托兒所被裁減。隨著二孩出生帶來的學前教育資源緊張，很多地方公立幼兒園也陸續取消原本針對兩三歲兒童的“托班”，公辦托育服務進一步萎縮。

以上海為例，2015年全市獨立設置托兒所僅35所，比2011年減少21所；在0-3歲80萬左右嬰幼兒總數中，能上托兒所的只占0.65%。

——民辦缺“路”。上海一位退休幼兒園園長陸女士此前被某民辦托育機構找來創辦托班，但過程卻充滿曲折。在向教育局申請行政許可未果后，她又陸續找了婦聯、衛計委等部門，但均表示不歸本部門管，半年過去，至今沒有辦成。

“沒有部門發證，也沒有部門監管。想辦個托兒所最后不知道該找誰。”陸女士說。

據了解，我國托育市場目前尚無明確的審批和管理部門，多地教育部門稱，學前教育從3歲開始，0-3歲的托育不歸其主管，早已停止發放托兒所牌照。一些創辦者由于拿不到教育許可，轉而去工商部門以“教育咨詢機構”名義辦理營業執照，把托班先開起來。但工商部門又表示，教育咨詢機構不具備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資格。復雜的創辦流程讓民辦機構望而卻步。

——標準缺失。由于缺乏準入、評定、考核等標準，市場上托育服務的質量參差不齊。記者調查發現，相當多托育點設置在居民區內，有的有個三居室的單元房就能開班，師資力量有的靠無保育資質的家政保姆。而如果按照幼兒園建設標準，很難有企業點、社區點能夠達標。攜程方面就曾表示，幼兒園對班級規模、占地標準等有很高要求，在商務樓辦公的企業幾乎不可能做到。

建議

政府主導民辦同步

專家建議，應明確托育的公共服務地位，統籌整合管理機制，完善相關政策支持，構建主體多元、性質多樣、服務靈活的市場體系，更好實現“幼有所育”。

“近年來，我國托育服務供給長期處于‘部門缺位、市場失靈、社會失職、家負全責’的失衡狀態，當務之急是將托育服務上升為國家行為。”楊菊華建議，應將托育服務納入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明確具體負責職能部門，利用整合衛生計生、教育、民政、人社、稅收、工商等部門資源，為發展提供良好環境。

貴州省幼兒教師發展中心主任張劍輝建議，應通過財政補貼等方式鼓勵發展普惠性托育服務事業，在現有公辦幼兒園增設托管班，明確將幼兒入園年齡向下延伸。同時，出臺嬰幼兒托育服務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標準規范，推動行業發展有章可循。

“應鼓勵有資質的主體開辦托兒所、托育中心、鄰托服務等，對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在自有場地內建托育設施要給予政策支持。”廣州市政協委員簡瑞燕建議，降低準入門檻，公平對待并扶持民營托育機構。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