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設立監護監督制度

“在婚姻家庭編設立監護一章，應包含成年人監護和兒童監護兩方面內容。這里所說的成年人監護，主要是指成年人因疾病、殘疾、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針對特定事務或在特定期間內不能處理所需要的監護。”韓曉武表示，特別是隨著我們國家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在立法中處理好這個問題已經十分緊迫。

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教授王竹青在北京對心智障礙者及其父母做了專門的實地調研。她發現，調研中，很多心智障礙者父母關注的是，自己死后錢如何花在孩子身上。

“這個問題的解決依賴監護監督人制度，非父母擔任監護人的，應設置監護監督人。”王竹青說，目前民法總則第36條規定的社會監督無法承擔。

在王竹青看來，殘疾人權利公約第12條是專門針對監護制度設立的，其所確立的理念受到國際社會普遍認可。落實公約是締約國應盡的義務。希望婚姻家庭編增加監護一章，增加對成年心智障礙者監護的諸多內容，其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監護類型化。目前法律用一種監護措施對待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導致限制行為能力人尚有的行為能力難以發揮和得到尊重。

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劉小楠與殘障群體廣泛接觸后發現，殘障群體，尤其是精神殘障、心智障礙者對監護問題爭議非常大。對“什么是被監護人的最大利益”，精神殘障、心智障礙者群體內部有不同需求，也有不同見解。2013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提出意定監護制度，2017年民法總則將意定監護擴展到所有成年人。意定監護需要作出更加詳細的規定。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陸海娜認為，目前，我國監護制度缺乏足夠的社會性別視角。現實中，承擔監護照護義務的多是女性，照護責任女性化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在目前高離婚率的社會背景下，國家稅收、社保、就業、兒童康復等公共服務并沒有特別關注單親父母的處境和需求，而且單親父母中單身母親居多，客觀上法律對女性權利保護不夠。因此，法律、政策應作出積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