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作證問題

猥褻、強奸等性侵害兒童案件，往往發生在較為隱蔽的犯罪場所、通常沒有第三人在場，如果未能采集到行為人的痕跡證據，且行為人拒不交代犯罪事實，就易陷入證據不足或缺乏關鍵證據難以定罪的困境。此時，受害兒童除了被害人身份之外，還可能具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證人身份，但我國至今尚未制定出專屬于兒童證人作證的法律制度。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50條的規定，被害人陳述與證人證言是兩種獨立的證據類型，因此，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受害兒童證言通常被作為被害人陳述使用，但因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存在利益沖突，被害人陳述在某些情形下可能會被認為不夠中立客觀。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第62條對證人資格有明確的規定，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為證人，這也限制了兒童成為證人。

盡管專門的法律制度還有待建立，但在一些兒童是唯一證人的刑事案件中，因其證言對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兒童作為證人參與到訴訟中來的情形也逐漸增多。為了保護兒童證人權益，已有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對兒童證人作證問題作了細致規定。

其中，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18條規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確有必要出庭的，應當根據案件情況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保護措施。有條件的，可以采取視頻等方式播放未成年人的陳述、證言，播放視頻亦應采取保護措施。”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11批指導性案例之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要旨，明確指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陳述穩定自然，對于細節的描述符合正常記憶認知、表達能力，被告人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結合生活經驗對全案證據進行審查，能夠形成完整證明體系的，可以認定案件事實。”

以被害人陳述為核心構建證據鏈條，重點審查被害人陳述的合理性、完整性、年齡適應性以及與其他證據的相互印證性，將是未來性侵害兒童犯罪案件的取證導向之一。

（作者系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講師）